摘要： 根据央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穆长春对央行数字货币的阐述，无论角色定位、投放模式还是技术路线的竞争基调，均体现了监管部门在跟踪研究国内外虚拟货币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立足国情对安全底线的把控和技术细节的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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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数字货币现在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央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穆长春在上周的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介绍了央行法定数字货币DC/EP（DC，数字货币；EP，电子支付）的实践。他说，DC/EP采取的是双层运营体系，央行做上层，商业银行做第二层，这种双重投放体系既能利用现有资源调动商业银行积极性，也能顺利提升数字货币的接受程度。这不会改变流通中货币债权债务关系。为了保证央行数字货币不超发，商业机构向央行全额、100%缴纳准备金，央行数字货币依然是央行负债，由央行信用担保，具有无限法偿性。

在Facebook今年6月上线了加密货币Libra官网并发布了白皮书后，全球央行密集释放研发数字货币的信号。事实上，我国央行数字货币DC/EP的研究已持续了5年。去年7月，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姚前在国际电信联盟召开的法定数字货币焦点组第二次会议上已通报了我国央行关于法定数字货币的两层结构模型设计及详细功能。

或许各方最关心的还是穆长春提出的那个问题：我国电子支付已那么发达，规模全球第一，为什么还要发行数字货币？在这里，先要明确的是，我国央行研究发行的数字货币与Libra有个最重大的区别，Libra需要运用区块链技术打造一个去中心的加盟链网络体系，在这个网络体只运行专用的加密货币。这也就是说，Libra在很大程度上挤占了现有货币体系中货币的使用空间。而我国央行将要发行的加密货币，并不是要取代现有的人民币体系。据穆长春解释，现阶段央行数字货币设计，注重M0替代，而不是M1、M2的替代。主要原因之一是，M1、M2本来就是基于现有的商业银行账户体系，没必要再用数字货币来数字化。而且，支持M1、M2流转的银行间支付清算系统等各类网络支付手段日益高效，若以央行数字货币再去做一次M1、M2替代，只会对现有的系统和资源造成巨大浪费，而无益于提高支付效率。

注重M0替代的央行数字货币，主要想解决现钞和电子支付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的两大问题：一是纸钞和硬币容易匿名伪造，存在被用于洗钱、恐怖融资的风险；二是基于现有银行账户紧耦合模式的电子支付，无法满足匿名支付的需求。央行数字货币主要用于小额零售高频的业务场景。以此观之，DC/EP的设计，既保持了现钞的属性和主要特征，又满足了便携和匿名的需求，是对现有货币体系和支付体系的有益补充，而不是推倒重来。

所以，基于以上定位，我国央行数字货币采用的是双层运营体系，并坚持中心化的管理模式。即央行先把数字货币兑换给银行或其他运营机构，再由这些机构兑换给公众。显然，我国央行的数字货币不会将区块链预设为唯一的技术路线。究竟采用何种技术路线，要视其满足需求的能力而定。目前，几家指定运营机构采取不同的技术路线在做DC/EP的研发，哪家的路线好，最终会被消费者接受、被市场接受，哪家就最终会跑赢比赛。这是个“市场竞争选优的过程”，也就是穆长春所说的“赛马状态”。

央行做上层，商业银行做第二层的双重投放体系契合我们的国情。因为如果由央行直接面对公众发行货币，就意味着央行不仅要独力承担起包括大小额、银联网联在内的支付清算、支付系统这个庞大的系统，还要兼顾满足高效安全稳定的需求、提升客户体验，这对央行来说并非易事。即便勉力为之，也不能不说是对现有资源的极大浪费。而商业银行长期与用户直接接触，把握用户需求并基于此解决用户痛点，有极大的优势。商业机构IT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比较成熟，系统处理能力也比较强，在金融科技运用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人才储备也比较充分。如果与商业银行紧密分工合作，央行不仅能利用现有资源调动商业银行积极性，也能顺利提升数字货币的接受程度。双重投放体系能充分发挥商业机构的资源、人才和技术优势。

由此可见，央行对数字货币，不仅有保驾护航的规矩束缚，还有对其可期的活力释放。在技术路线上，央行将保持中性态度，不预设标准答案，不依赖单一路径，充分尊重市场竞争下的长期技术演进。在满足基本门槛的前提下，集中账户体系、分布式账本、电子支付等技术路线拥有参与竞争的平等机会，并鼓励不同技术体系协同发展，以释放创新活力，尽力发挥市场的优胜劣汰和资源配置效用。

看穆长春此番阐述，无论角色定位、投放模式还是技术路线的竞争基调，均体现了监管部门在跟踪研究国内外虚拟货币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立足国情对安全底线的把控和技术细节的推敲。面对新一轮变革浪潮，央行主动适应调整，敢于激励创新，为数字货币的探索和成长保驾护航。相信我国在移动支付领先优势的基础上，定能赢得在数字货币领域的国际主动权。

文章来源：上海证券报（作者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